中国《反恐怖主义法》出台背景

Posted: 2014年12月1日 in Original Thoughts

zb_logo_sg 在中国的反恐领域,尤其是政策的出台方面,是新疆在自下而上地引导、推广其失败的高压政策, 而不是北京在通盘考量自上而下地制定的国家发展和稳定繁荣战略。 中国即将表决通过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反恐怖主义法》,酝酿出台这部极具争议的反恐法律,反映出当下中国自2001年以来急剧凸显“恐怖主义”的存在、对多起特定民族聚居区重大刑事犯罪的“恐怖主义”标签化、以及高调处置 “恐怖主义”的各种仪式(如“雪豹”突击队的震撼演练,中国—巴基斯坦反恐军演的亮丽登场,更不用说抓捕暴恐分子人海战术的壮观场面)以来所面临的困境和矛盾。  中国反恐法试图以法律的形式震慑和打击恐怖主义,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在对该法草案文本进行字斟句酌分析之前,只要简要研判一下其出台背景,便能管窥这部法律对中国社会未来可能的影响。 从时机上说,中国和恐怖主义的关联可以直接追溯到美国在2001年所遭受的九一一事件恐怖攻击,以及随后美国对阿富汗发动所谓的 “反恐”战争。正如后来所揭示那样, 九一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攻击者是沙特人,他们发动恐怖攻击是为了报复美国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对美国在犹太院外集团的操控下没有原则地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侵占,及美军在海湾战争期间驻军沙特的极端回应。换句话说,美国国内遭受恐怖袭击是因为其极端偏向的外交政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恐怖主义具有鲜明的国内地区性特征)。 这场导致3000多人死伤的恐怖袭击直接诱发了美国入侵庇护奥萨马·本·拉登的阿富汗(而不是其母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并且也使得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单极强权美国以此为契机,对世界各国进行“非友即敌”的重新识别和划分。无论是基于小布什政府淫威,还是基于道德支持,亦或兼而有之,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只能选择为美国的“反恐”战争站台。中国也不例外。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中国的选边站还有出于某种投机主义的自我考量。 早在九一一事件之前,中国的新疆地方官员已经实行高压统治。尽管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在美国遭受九一一事件恐怖攻袭之后马上趁机跟进、宣称自己也是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始作俑者是什么集团。但是很多迹象表明,当时的新疆地方政府及其研究人员在此期间异常活跃,极力渲染新疆的恐怖主义威胁。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人民突然听到了很多未曾听说过的发生在新疆的恐怖主义袭击和恐怖组织(如臭名昭著的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或ETIM)。 在和中国接壤的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美国自然清楚中国配合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国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同时,美国投桃报李,也于2002年承认了中国对“东伊运”这一似存非存组织的指控。这样,中国搭上了美国的反恐顺风车,在美国扫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同时,中国的新疆政府尤其积极掀起反恐斗争。两国貌似进入反恐蜜月,中国也进行着疑似美国那样的反恐大业。所不同的是,一个在远离本土的亚欧大陆心脏反恐,一个是在本国的民族自治区内反恐,甚至不断地向周边邻省甚至全国蔓延。 稍具中东历史以及穆斯林—基督徒关系史的人都知道,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九一一事件恐怖主义的直接军事回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间接的右翼基督教势力的十字军东征。小布什赤裸裸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提法和军事入侵,并没有参与袭击美国的阿富汗,不但掩盖了美国权贵和沙特君主之间的利益勾结,而且也将中东的核心矛盾如巴以冲突和阿拉伯君主独裁政治等核心问题,转移到欧亚大陆心脏的阿富汗及其周边。入侵的结果不但转移了中东视线,摧毁了即将统一全国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而且直接拖累了美国经济。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军事入侵在中国周边直接催生了众多恐怖主义连锁组织。 这场为期十年左右的意识形态战争,终于被美国民众所厌倦和抛弃。2008年奥巴马的获胜意味着美国人民对小布什反恐战争的否决。而奥巴马的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和其新的、可操作性的反恐策略有关,即终结小布什的无法操控的意识形态战争,而代之以可操作的惩罚特定犯罪份子的新策略。  为了修复小布什反恐战争对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伤害,奥巴马特意在2009年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橄榄枝讲话。从先辈的穆斯林背景到个人在穆斯林国家的生活经历,再到引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1796年签署《的黎波里条约》时所讲的经典名言(“就美国本质而言,与穆斯林的律法、宗教和和平并无冲突”),奥巴马指出了伊斯兰核心价值和美国价值的共通之处。他甚至通过道“色两目”(和平,平安)这一穆斯林特有的问候方式“色两目”直接拉近了穆斯林世界的听众和美国的距离。 从小布什的反恐战争到奥巴马的平安问候,美国不但迅速改善了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而且在2011年对奥萨马的猎杀成功,使得奥巴马政府宣告反恐战争的胜利、名正言顺地结束反恐战争、从阿富汗撤军、推动包括塔利班在内的阿富汗各派和解。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强大的犹太势力压力面前,奥巴马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同宿敌伊朗展开谈判,表明为了重返亚洲 战略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重建友好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随意性、模糊性反恐法实施后果 而与此相反,为了支持美国反恐战争和正当化在新疆的公开反恐,中国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便在公安部成立“反恐协调小组。” 在美国反恐战略已经转型之际,中国的反恐精英和谋士们不但没有及时改弦易辙,反而变本加厉地将“反恐协调小组”演变成自娱 自乐的 “反恐领导小组”。中国从原先的投机性拉杆树大旗反恐演变成在中国乃至中亚的反恐急先锋。其结果就是不但成功地其将国内的新疆地区转变成反恐前线,而且还在全国掀起了各式轰轰烈烈的反恐运动。  换句话说,当美国政府以极强的纠错能力实行战略收缩和战略转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决定了其反恐运动一根筋似的反到黑。最新所谓的《反恐怖主义法》的讨论和可能的表决通过只是这一运动的高潮。它也反映出反恐法的倡议者们对中国解决特定省份恐怖主义的能力已经不抱希望,而试图以这样一部法律进行持久战。 只要阅读一下《反恐怖主义法》的草案就可以知道,这一法律中对诸如“宗教极端主义”的定性,本质上是针对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穆斯林民族。而不是主体民族汉人的民族沙文主义(如“皇汉网”等赤裸裸呼吁建立“华夏国”、大肆宣扬汉人至上主义等)和宗教迷信活动 (如国家官员公然带头组织、进行的各种祭祖祭拜等封建迷信活动)。 本来中国的恐怖暴力问题和反恐行动是对特定地区的特殊管理和治理问题,而九一一事件投机性地跟随美国反恐,非但没有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反而将这一地区因其政策、管理的特殊性而放大、推广到国家层面。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反恐领域,尤其是政策的出台方面,是新疆在自下而上地引导、推广其失败的高压政策,而不是北京在通盘考量自上而下地制定的国家发展和稳定繁荣战略。在中国和美国两大强权争夺穆斯林人口众多的亚洲之际,在美国积极推进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之时(如奥巴马对马来西亚的访问,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提升,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等等),中国却因为一个国内穆斯林自治区的治理问题而在和一个具有十多亿信徒的宗教的方方面面发声纠葛,如最近新疆对所谓某些体制之外穆斯林宗教领袖(“野阿訇”)的定性和判刑。如果反恐法通过,那么可以预见,那些随意性、模糊性的法律实施将给中国的和谐和和平造成挑战,尤其是基层(腐败)部门、特定单位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领域内的“极端主义”定性,和以包含经济罚款等手段来法办“恐怖主义”所引发的事件,将可以轻易将宗教信众和国家置于对立面。  此外,可以想见,在中国积极推进丝路战略、在中美竞相争取亚洲穆斯林国家之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针对宗教的反恐法不会有助于在区内输出和谐与和平,更不用说促进和穆斯林世界的友谊和感情。在美国反恐战争失败的今天,如果小布什唯一取得了一点业绩,那就是小布什在中国的跟班们,成功地在中国国内掀起了反恐运动,甚至讨论通过反恐法,从而给中国带上持久的反恐紧箍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的反恐战争失败在阿富汗,成功于中国。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霜堡大学历史系教授, 专攻中国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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