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共识网余氓老师和同仁:

甲午仲春好!贵网去年邀约中国社科院郝时远、北大马戎和中央民族大学海哥讨论边疆民族领域治理创新。三方意见交集虽浅,也略能唤起学人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今年春,贵网又能针对无良媒体煽动民族民粹,恶意诋毁同胞,片面报导边疆的不义之举,集中发文以正视听。匡正世道人心功德非小。勇哥作为新疆长大任教广东的华南汉人,仍挂念边疆民族命运并关注维吾尔族文人心绪,在此期间厚积薄发,推出文章多篇文章引领公众关注边疆文化生态家园、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多样性公平传承。他的论点虽然瑕瑜互见,但都是良知良能义举和体现国家民族团结和解正能量。唯3月17日这篇“专制要不得,民族自治也需慎行”信稿的主要论点,却令海哥不敢苟同。

中国走向共和百年以来,民族领域形成南北两个智库。南库过去20多年用“国族同化论”迷思误导国民做金陵春梦,导致学人多乡原而少狂狷,宜乎相濡以沫,不做箕豆相煎。但姚文体现出学界公知和新疆新汉人对于胡耀邦作为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对于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三”,对于边疆民族作为生态家园主人公的“集体无意识”。这构成了辛亥革命会党用“种族革命论”绑架汉人落下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样板,极有分析价值。海哥因而要略表野人献曝之心,不揣冒昧地撰文抗辩。如蒙勇哥和各方体察,则中国幸甚,海哥亦幸甚。顺颂
勇哥春祺共识网编安! 张海洋2014甲午3.21识于魏公村

要厉行宪政重启改革不要再给“两个凡是”买单
–论勇哥非议何爷雄文“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之非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张海洋

先说标题“专制要不得,民族自治也须慎行”的不妥之处:
一是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和民族宗教领域治理摊上紧迫大事儿。各方都寄希望于社会创新转型、政治改革重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求解套。勇哥此时想帮忙了事儿,拿出的却是个“啥都要不得,哪儿也去不成”的方案,就是说当前状况还能持久,各方还要在水深火热的塔西陀陷阱囚徒困境、维稳陷阱财政黑洞、资源诅咒公地悲剧里打坐苦熬,显得站着说话很不腰疼。

二是姚文要掀翻何爷雄文论点,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主张,但亮出靶标却是个没根儿没影儿莫须有的“民族自治”,所用论据缺少上下文因果关联。面对耆宿如此率尔操觚,是责备贤者过为已甚,对不住何爷以88岁高龄命笔纪念胡耀邦逝世20年,奋力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和民族宗教创新治理的良苦用心。

三是姚文“反方”的关键词是朱瑞女士提炼的“自治”两字。但这“自治”写在新中国建国《共同纲领》、国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港澳《基本法》及村民自治法上,因而是严肃的宪政制度政治契约,不是公知能在“议场”之外妄议其存废或“行与不行”的开放选项。能指挥枪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这个“自治”都要说坚持和完善及“不容置疑、不容动摇、不容削弱”。姚文要以慎行为名把这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三”拦住不放甚至关进笼子,却能对“港澳基本法”放心放行。这种态度,较之日前凤凰卫视阮次山两会访谈港籍全国政协委员许智明,公然主张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立场“虽不中亦不远矣”。汉人公知传媒在港澳台放火与蒙新藏点灯问题上如此行事苟且偏心无度,还要无端诋毁胡耀邦对边疆民族“讲信修睦行宪政”的功德业绩,诚不知各位是如何理解天良诚信公平正义国家民族团结统一,又怎样面对边疆民族宗教善政善治需求。

四是“专制要不得,自治须慎行”的主张看似中庸稳健,实则自相矛盾且潜存着深刻的人权道德危机和国家安全风险。“自治”原是国家为了让弱者面对强者采用合法方式,抵制专制苛政、维护家园权益的起码屏障。在国家能把专制暴政关进宪政笼子之前,让少数民族给文化生态家园扎起围栏,在家园门口设置双向红绿灯,也是个次优选项。勇哥明知专制苛政猛于虎根,却又不让边疆百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那剩下的选项岂不就是“强制同化或分离独立”?下面再看姚文五个论点之非:

“首先”,何爷是1922年是从陕西临潼走来的前辈耆宿国家老翰林。他当过延安抗大教员,参加过东北解放,见证过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一生都在内政外交和国际政治的文献和事务堆里打拼。他1959年就写过“当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几个问题”,曾以文才得到周恩来激赏,近年又荣获过中国社科院论文一等奖。他虽然谦称不懂民族问题,但识途老马阅历如此,焉能不知古今中国、汉人、各民族的来头来历和各种话语陷阱的危险?他仗义抨击大汉族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官场潜规则,针对的是南库工程师贪腐团队袭用孙中山蒋介石的“国族同化论”绑架国人的陈年老病元根,遵循的是中国古人“君子求诸己”和共产党人“自我批评”的道德风范,指望的是中国新型民族关系重建“折墙平沟解疙瘩”。姚文信手就把何爷这番苦心拧成麻花儿,改换成古今中国各民族“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大民族主义毛病,且坚持让少数民族率先反思自身的毛病。这就偏离了何爷焦点,颠倒了矛盾主次,让人想起清初摄政王多尔衮让清军按住扬州嘉定汉人脑袋剃头并反思大汉族主义弊端的不靠谱儿行状。汉人公知持此立场,边疆民族治理难题还怎么解扣儿?

“其次”,何爷是前半辈子见过延安整风,干过刀头上舔血的营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洗礼也早的老共产党人。他纵然肯定“民族自决”原则,也是基于共产党的党性和“英特纳雄奈尔”的普世价值。这境界绝非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粉丝所能“度量”或望其项背。勇哥也承认自决原则有维护弱者权益的正义性,却又把它看成现代国家禁忌,这是香山、奉化、扬州人的双重标准和南京政府思维。其实自治自主跟自决一样,都是自下而上的治理之道,为的都是让少数民族既能在生态家园当家作主,又能用主体尊严能动来维护法治国家领土主权。况且何爷的重心也没不放在这个跟共产主义一样可欲难求的理想原则,而在当年曾给中国带来团结统一,近年能保证中国经济成功,今后且能助推新一轮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改革重启,今后更能给中国带来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实践上。老人的话句句都基于党纲党章,符合国家政策法规,且有他亲眼见证胡耀邦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果成效为证。姚文也不是非要否定地方自决,结尾时甚至讲到不怕国家优雅文明解体,只是害怕从自决延伸出来的“自治”会带来族际相残,因而又讲了一大套关于新疆西藏既然属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就得“慎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理由Raisons Nationales。他只是没说现代中国只要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支撑,就会变成南京政府那种“想象的共同体”,内忧外患和人权人道就会接踵至。

今天新疆能属中国,乃是毛泽东用电报明文承认阿合买提江领导的“三区政权”是中国革命组成部分,真诚邀请他代表新疆共产党组团参加全国政协,共商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在内的建国大计大业。阿合买提江在伊尔库次克蒙难,毛爷还要再请赛福鼎、包尔汉组团前来北京上天安门城楼见证开国大典。今天西藏能属中国,也是毛泽东深恨国民党的民族政策荒唐失败,导致外蒙古痛失不可挽回,乃于1950年1月从莫斯科发愤电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加紧进军西藏”,却又在金沙江边按住解放军胜兵,反而不惜周折请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来北京谈判,艰难达成《十七点协议》,以此来证明西藏归属中国不是基于占领吞并,而是基于两情相愿地共戴新中国并承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合法程序。平措汪杰(平汪)老先生在此期间作为藏区共产党创始人、中共老党员和亲身把十八军“红汉人”带进西藏的藏人,在这场和谈中多次勉为其难化解危机,得到达赖喇嘛和李维汉先生赞誉和毛泽东签名手赠《实践论》。目前比何爷还年长一岁的平汪先生还在病危弥留等待中国改革重启,指望跟海内外藏汉及中华各民族人民再次见证民族平等团结、国家幸福平安的殊胜尊严。

“第三”,“将上述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说明”:新中国要继承大清朝的属土属民,又要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行使现代国家的单一主权以维护民权、人权和各民族生态家园,就必须在“城邦与联邦”之间执两用中,把“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人大、政协之后的“基本政治制度三”。这是新中国跟边疆各地各民族达成的最佳最划算的政治选择和制度设计。各民族往圣先贤和有识之识基于互信互惠达成的这项制度和结下的恩义,实在比承袭的清朝余荫更值得国人珍重葆用。回看当年的南京政府,就是因为总想用国族同化民族,不肯在边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以才会痛失外蒙并跑去台湾反思且要跟民进党艰难打拼。如此结局何堪效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共产党前有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引领,后有长征途中接触少数民族深刻理解国情,又在延安有了跟国民政府、日本侵略者、苏蒙联军及边疆民族互动的实践体认,所以才能借鉴古今中外经验教训,做出民族区域自治的设计,表明中国对西藏、新疆、蒙古的主权,靠的不仅是承袭大清朝余荫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有新中国的共和宪政承诺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的公平正义保障。姚文理解“自治”只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民族单向放权,且说国家只要放权就会解体,民族只要自治就会分裂。姚文有了这个假设前提,就没再提及两类反例:一是偌大俄国偌小瑞士都实行比民族区域自治还厉害的联邦制,至今都活得挺好。加拿大联邦、西班牙王国用宪政和自治制度化解各种国内民族分离危机,至今也没散架。乌克兰、苏格兰的公投结果无论是分是合,一不死人二不强力维稳的前景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二是国内的延安朝鲜族自治州和内蒙古自治区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比新疆和藏区更好更深入,现在也没见新疆藏区那样让勇哥担心的官不聊生、民不堪命状况。勇哥会说各地条件不同,但海哥也会说各地都是中国地,各民族都是中国人,都在解放军守护共产党领导之下,因而都至少适用“三个自信”之一。

勇哥理解自治是中央给地方单向放权。海哥觉得何爷理解的自治是中央跟地方民族双向放权:中央政府向民族区域下放治权事权,为的是让各地各民族能用制度围栏和双向红绿灯来节制中央部委权力一手遮天和横冲直撞;边疆民族地方的政权和头人领袖向中央上交“地方主权”,为的是让党和国家能基于党性和国家宪政,参照国际规范,运用国家机器、经济杠杆、人权准则和文化生态保护措施来深化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确保个体公民的人权和各民族的文化生态和集体家园权,包括保护在少数民族地区奉公守法、尊重少数民族权益而不仗势欺人、以势压人意在搞乱边疆浑水摸鱼的汉人移民的权益。

“其四”,姚文替国家否定“自治”后,又替边疆“少小民族”担忧,无端地说何爷是基于“汉族/少数民族两元逻辑思考边疆民族”,没有考虑新疆“少小”民族权益,且不知自治主体民族会在自治地方“以大吃小”,所以才出言不慎主张民族区域自治。海哥认为这话要是少小民族所说就有些信度,但由新疆汉人公知说出来就要打些折扣。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下属的行政区域而不是独立王国,除了党的领导和军队守护,还有各民族互相监督。况且边疆人对“民族”的理解也跟内地汉人不太一样:如果情况正常而没有大汉族主义作祟,他们对人的判断首先不是“民族”,而是会不会讲当地话、是否懂宗教知识、会不会写诗,能不能用民谚,举止是否优雅得体,最重要的是言行一致,不是嘴上说为了人家好,却把人家的资源和权力垄断在自家手里。

说起以在吃小,海哥记得新疆解放起义的包尔汉老人就是个“少小民族”塔塔尔人,他在新旧中国的新疆都是“高干”且深得维吾尔族人信任。1954年新疆克兹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成立,要找一块好绿洲作为州府驻地。维吾尔族也能把喀什附近的阿什图拿出来成人之美。可见民族间的以大吃小,多半是近年汉人公知师心自用。海哥也承认各民族做事儿都难免上行下效:汉人在前面有“五族共和”约法,后面有“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定义的大中国里带头儿否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就跟在股份制合资公司里带头示范“大股吃小股”一样,有“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因而对“少小民族”造成的伤害最大。再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要从全国人大往下颁布,但操作上还要跟“村民基层自治”配套,机制还是要“自下而上”。例如何爷讲的“自治”虽然以自治区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条例》出台为目标,但也要以基层社区和文化生态家园作为起点。换成政策法规:“自治单位”要先建设行政村、民族乡、自治县、自治州才能达到面向中央和全国的“五大自治区”层次。事实上,1955年建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就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是1954年先行建立的蒙古、哈萨克、回、柯尔克兹、锡伯等民族的自治地方。其中巴音郭勒蒙古族自治州的面积就多达4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四省,占新疆自治区1/4强。还有北疆1954年成立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面积35万平方公里,且是全国唯一的“副省级”地位。仅这两个州的面积就已超过新疆幅员一半。由此可见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会导致以大吃小”,也是汉人总要让权力“吃独食”的文化思维定势,全不是何爷讲的那种“双向授权制衡”的宪政设计。姚文还自设一个困境:先说“国家暴政”能保护少小民族,压制自治区主体大民族恃强凌弱;又说国家政治好坏都跟汉人百姓无关。海哥对此有如下抗辩:
一是善政善治跟苛政暴政有别。“苛政猛于虎”的四人帮暴政,或许偶尔能做点儿劫富济贫扶弱抑强的正事儿,但多半都会大小通吃,使得各民族“覆巢之下无完卵”,否则边疆局势也不会糜烂,各民族在2009年7月上旬也不会那么红眼。

二是假设书记的民族背景是个无所谓的中性条件,但只要“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不用当地民族语言文字、对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不肯信任尊重,汉人百姓就容易在教育、就业、招工、招干甚至圈占资源方面占先。同理,只要汉人在边疆民族地区不肯学民族语言文字、不肯遵守民族宗教禁忌风俗习惯,不肯用当地人认可的公平方式分享水源,就容易用借口要党和国家政府“慎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会给边疆少数民族权益造成不亚于国家暴政的伤害。

“其五”,姚文千里来龙在此结穴:做出了“一错一偏一正”三个结论:“一错”是把新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和民族宗教领域65年形成的当前状况和治理不当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在位不到7年且只是“大秘书一个”的胡耀邦头上,轻松跳过1952年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制止新疆局极左的经历和后者后来的反攻倒算;跳过了四人帮十多年的倒行逆施;跳过了南库近25年裹挟着边疆民族宗教领域向南京“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的恶果。勇哥把当前边疆困局简单归因到胡耀邦那次有心无力且半途而废的拨乱反正行动上,就忽略了所有的“逆转事件”都发生最近25年的两大背景之下:一是世界后现代转型提速、苏东剧变、美国反恐卷入“文明冲突”继而推动颜色革命;二是中国南库民族主义回潮、国家民族宗教政策转向、民族宗教部门边缘化、西部大开发不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节制和新疆贸然跳上美国反恐战车引狼入室。照勇哥的逻辑,当前中国重启改革开创新书面既不必粉碎四人帮,也不用清算“两个凡是”,也不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无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只要像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样闷头儿任劳任怨纯朴厚道地给当年的新疆局、文革的四人帮、近20年的南库误导和虎根贪腐集团乱政的后果买单,边疆困局就能消炎消肿,国家就能在2021年实现十八大“建成五位一体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但当肖边疆民族宗教治理状况之危重,经济前景之波谲云诡、国际形势之复杂多变,还有“反腐跟危机赛跑”之千钧一发,哪里还能允许这代人这样做事儿。况且30年前的形势也没能容得华主席把单买完,就被明眼人划清政策界限开创新局。直白讲:假如今年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30年、新疆工作会议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还不能“粉碎四人帮清算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那国人明后年再想唱“时间都去哪儿啦”时,就要换成赵紫阳问的“权力都去哪儿啦”?

姚文的“一偏”是:它虽不认可“民族自治”但还认可印度联邦那样的“区域自治”。海哥对此要说:当今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本来也不是“民族自治”。新中国开国先贤当年做这个制度设计时,土耳其建国和印巴分治那些惨酷绝伦的民族清洗和人权人道危机都已发生。毛泽东那代人对此不会视而不见。因此,从民族区域自治从本质上讲,就是在承认少数民族权力权益的前提之下的地方自治,因而也就是中国内地依法实行地方自治的前锋前哨。如果边疆民族地区迈不出“自治”的脚步,即使把内地全变成直辖市,中国政治也还是会眼前一样颓唐。

姚文的“一正”是比很多国人,特别是比所有的媒体公知更清楚地认识并且说出了所谓“三股势力”的复杂根源:极端宗教势力的后面必有极端世俗化;民族分裂势力后面必有极端统一同化;民间暴力恐怖势力的后面必有违法滥用国家机器滥施国家暴力恐怖势力作怪。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国受不了前面的三股势力,难道就能受得了后面三股势力的折腾?善政善治终归要以正确解读信息分析形势,顺乎人心人性和天下大势为前提。海哥对勇哥的这点高见绝对叹为观止。

回想胡锦涛叔在位10年形格势禁,提出和谐社会理念,旨在一面给南库在边疆民族地区和民族宗教领域折腾出来的亏空买单,一面展示“科学发展观”,结果越买就越没底线,直到2009年新疆突发7.5事件中断重大国际日程抽身回国,直到2012年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结果让国家和个人经历两次重大形象危机并折断政治手臂,留下了壮志未酬的无穷遗憾。但他作为胡耀邦的学生和战友在2005年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和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识和阐释还是极其到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生命力。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涛叔在南库黑云压城的背景下,还能把民族区域自治话说到这个地步,也算对勇哥的问题做出了来自“正常渠道”的完整答复。检验政治优劣的标准从来是兑现宪政制度法律的能力。勇哥信稿的最大误区是放着大好时间和精力不去推动观念更新知识创新,却发花费移山心力为“不兑现”来辩护开脱,甚至想到了“政治白条儿兑现不了就撕”,“制度烂尾楼封不了顶就拆”的歪主意。这就冲撞了涛叔告别政坛时留下的宝贵政治基业:即用《十八大政治报告》接续起十三大政治改革路线上的民族工作正确叙事:“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中国有识之士恒言今天这轮改革是接续1980年代。民族领域今年更要努力接续起1984年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后续工作。世人恒言边疆民族宗教领域事情难办。其实海哥已经看出它难就难在过去20多年里,辛亥革命南库用南京民国知识的狸猫,换掉了中国共产党北库北京中国知识的太子,因而才需要拨乱反正重启改革回归正轨。忘记了过去就是背叛。背信弃义终归不祥。国族同化是痴人说梦。皇帝的新衣维稳也难。依法行宪是天经地义。讲信修睦是人间正道。能诚信则反侧自消。不自治便宽严皆误。50后国人勉力哉。 海洋2014-3-24初稿

專論/專論/少數民族和國家關係之思考:民族認同和政治身份如何統一/馬海雲撰文/馬海雲撰文

http://www.cdnews.com.tw 2014-03-03 19:50:59

 這周發生在雲南昆明的暴力恐怖行為震撼了所有善良的人們,一夥歹徒殘忍地殺害了與其素不相識、毫無瓜葛的路人。隨著新聞報導的逐步深入,這一兇殺案件的面目初步顯山露水。儘管官方明智地避免提及肇事者的民族屬性,但嫌犯的身體、語言以及其他特徵和證據交織指向了維吾爾族。這一指向和之前發生的幾次暴力事件其實共同描繪出了近20年來新疆維吾爾族和中國政府的關係走向。

 對於這些暴力行為,網路、微博以及媒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地發表了不同見解。其中在中國大陸不乏情緒性地宣洩,也不乏宣傳性的總結;而在國外,對這些暴力的根源更多地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和人權事務聯繫起來。這些不同的觀點和視角其實正反映瞭解讀這些現象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本文無意就具體的案件進行刑偵式的具體分析或意識形態化的說解,而是通過回顧中國近代穆斯林和國家的關係模式,來分析當代所謂“民族”範式和“民族政策”在處理新疆穆斯林公民和國家主體之間的問題。

 如果我們從清代開始看待中國有效管轄新疆的歷史,那麼清史專家很自然地聯想到一個詞:“回部”。乍一看,這一術語似乎是個偏正名詞,來指代“回人的部落”。但通過研究清代治理新疆的模式就可以得出,其實,在清代的國家政治中,“回-部”是一個聯合名詞。它實際上是指對清代版圖內的回疆穆斯林的治理模式。簡單地說,“回”是指同穆斯林有關的事務,尤其是宗教、民族、風俗、法律等;“部”是指清朝維護新疆統治的一種間接管理模式,即如同對“准部”“番部”一樣,清朝採取的是一種以駐軍為威懾的地方自治模式。因為清朝的多元民族屬性,學者們更傾向於注重對清代“回部”之“回”的族群性和宗教性的研究,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對“部”的政治內涵的研究。其實這一聯合片語所表達的資訊是:國家以“部”之管理模式經營新疆穆斯林,同時又以當地穆斯林的民族和宗教屬性而因地制宜地自治。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清代的回疆穆斯林可以沿用當地的文化、宗教、甚至法律來治理。這種關係模式實質上是在地方自治和國家主權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即維吾爾人的民族宗教文化得到了充分的維護和實踐,而國家又有效地實施了主權和管轄。

 國家和維吾爾人的這一“回-部”關係模式在民國轉變成“回-民”模式。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運動和“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的思想和實踐將中華民國和維吾爾穆斯林(也包括現在的回族穆斯林)之關係定義為“回-民”:一方面,維吾爾穆斯林(和內地回族穆斯林)的民族宗教文化屬性“回”得以延續和尊重,另一方面,清代的“部”政轉變成“民”政,即在新的政治架構下,維吾爾人和其他族群一樣,都是中華民國的公民。

 這樣,我們不難看出,中華民國和維吾爾穆斯林的關係模式的根基沒變,即維吾爾穆斯林的“回”性和中華民國公民的“民”性在這個新的聯合片語中也達到了另外一個平衡和穩定。

 而在新中國的民族模式下,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少數民族和國家主體的關係出現失衡。在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儘管民族模式、民族識別以及民族政策充分體現了國家對少數族群民族文化身份的承認,但是卻沒有清晰定義國家賦予少數民族成員的政治身份和地位。以“維吾爾族”為例,在這個新的指帶中,我們只看到了“維吾爾”的民族和文化意涵,但卻沒有看到它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權力。也就是說,在民族模式建構的國家和維吾爾族的關係中,我們沒有看到清代的“部”,也沒有看到民國的“民”。即使是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踐,充其量也就是對少數民族民族屬性的一種地方性展示;在國家層面來講,缺乏一個清晰定義各族人民政治身份的概念。這種缺失一方面使得少數民族在中國的存在更多地是以單個的“族”為單元,而不是同清代的“回-部”或民國的“回-民”這樣一種既兼顧其民族文化屬性又涵蓋國家政治身份的聯合體。這種單一“族”體的存在和強化(常常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對於國家來說,顯然成了一種心腹之患。所謂的增強國家觀念的種種運動也就從弱化或消除“族”性開始。而從少數民族的角度來看,其“族”性的伸張不但沒有獲得應得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而且卻因為伸張而遭受更重打壓。所以在有關誰是“中國人”這個問題上,儘管缺省的選項是中國境內所有的少數民族和多數民族都是“中國人,”但民族模式下的“漢族”或“維吾爾族”都沒有呈現出它們的政治身份。

 在思考中國的民族問題和民族和國家的關係時,很顯然“民族政策”(無論是好是壞)只是有關“族”的一部分,而另一有關國家政治身份的部分至今還是個空缺。北京大學的馬融教授顯然看到了這一缺陷和缺失。他積極宣導的少數民族的“公民”身份和個體權利顯然有所指。但是,我們必須要強調,少數民族成員平等政治身份和權力的獲得並不意味著他們要以放棄自己的集體性的民族文化宗教傳統為代價。正如中央民族大學的張海陽教授所呼籲的那樣,少數民族的族群性是不能也無法磨滅的。清代的“回-部”和民國的“回-民”的關係模式其實已經提供了如何將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屬性和國家賦予的政治身份有機結合的歷史先例。如是,那麼當前中國有關少數民族問題、尤其是新疆問題的本質不是“民族政策”和“民族關係”,而是如何重建有機整合的“族-民”模式,它既可以尊重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宗教,又可以體現國家的政治身份和國家認同。

         (作者馬海雲為美國馬里蘭霜堡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中國穆斯林民族和伊斯蘭文化。)

【中央網路報】

http://www.centnews.com/Politics/China-sees-happy-minorities-and-terrorists-in-Xinjiang/S-2014-03-13/44765.html

China sees happy minorities and terrorists in Xinjiang
Posted at :2014-03-13 04:34:41
Posted by : Kelly OLSEN

China – Chinese portrayals of the far western region of Xinjiang veer from a happy land of dancing minorities to a hotbed of dangerous separatist terrorism, polarised and simplistic viewpoints that experts say are used to justify domination and harsh security.

The vast area has draw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r its spasms of violence, which officials decry as “terrorism” by “Xinjiang separatist forces” — code for radicalised Uighurs, the region’s largest ethnic group, who are mostly Muslim.

Beijing blamed such separatists for a horrific machete attack at a railway station earlier this month, when 29 passers-by were killed and 143 injured.

But, at the same time, state media and official propaganda paint a more idyllic picture of Xinjiang, stressing an ethnic tapestry of brightly-coloured national costumes and custom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breathtaking natural beauty.

“Minority people here are good at singing and dancing,” according to “Xinjiang Cartoons”, an English-language book illustrated with drawings introducing the region’s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They tur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into a happy and harmonious world.”

The publisher i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an arm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department.

“Xinjiang is a sea of song and dance,” adds a brochure put out by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Both publications were made available to journalists cove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ina’s Communist Party-controlled legislature, which ended Thursday.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influence and periods of rule in Xinjiang, which has religiou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ies to Central Asia.

But, as in Tibet, resentment has been stirred by an influx in recent decades of millions of ethnic Han, who account for 92 perc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Experts say Beijing’s romantic depictions of Xinjiang are a key element in a narrative of constructed simplicity used to cast the region in a patina of vulnerability and innocence.

“This is the typical Han orientalism towards Uighurs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said Haiyun Ma, an expert on Xinjiang at 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S.

The objectification of peoples and nations, aimed at domination, was analysed in the landmark 1978 book “Orientalism” by Edward Said, who focused on European and US attitudes towards and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In the book, Said wrote: “Orientalism can be discussed … as the corporate institution for dealing with the Orient – dealing with it by making statements about it, authorizing views of it, describing it, teaching it, settling it, ruling over it: in short, Orientalism is a Western style for dominating, restructuring, and having authority for the Orient.”

Ma said that such imposed exoticism helps telegraph to the Han that Xinjiang’s natives would be helpless without their tutelage.

“They are socially, culturally, politically backward, that’s why you need all these so-called laodage (big brother) Han Chinese to help them,” he told AFP.

Conversely, Chinese scholarship on Xinjiang has turned into an industry focused on anti-terror studies and projects dependent on state funding, Ma said.

“There is an ideological campaign against Xinjiang,” he said.

- ‘Three evil forces’ -

The idyllic image i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very real violence that regularly hits Xinjiang.

Ethnic rioting in the regional capital Urumqi in 2009 left around 200 people dead and resulted in a security crackdown.

Numerous deadly clash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Xinjiang since last April, and the railway station attack earlier this month in Kunming — 1,600 kilometres (1,000 miles) away in the southwestern province of Yunnan — raised fears violence was spreading beyond the region.

Authorities also blamed Xinjiang separatists with links to foreign extremist groups for a deadly vehicle crash in late October on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the symbolic heart of the Chinese state.

Xinjiang has borders with eight countries, five of them largely Muslim — Afghanistan, Kazakhstan, Kyrgyzstan, Pakistan and Tajikistan.

But outside experts largely see the problem as one of Uighur frustration with state efforts to interfere with religious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 accusations China denies, stressing it “protects the right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ir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Authorities are careful, however, to avoid blaming Uighurs as a whole for violence, suggesting rather that anyone involved has been duped by wicked outside elements intent on breaking up China.

Terrorism, they say, is one of the “three evil forces”, along with ethnic separat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from which Uighurs must be protected.

“China’s state-controlled media portray Xinjiang’s Uighurs as vulnerable to — and therefore as potential victims of — hostile foreign Islamist influences,” said Nicholas Dynon, who researches Chinese media and propaganda at Macquarie University in Sydney.

On one hand, Beijing puts out “positive orientalist images of content ethnic minorities” and “negative images of separatist elements infected by foreign extremist contagion” on the other, he told AFP.

The narrative, he added, was constructed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unity”

http://islamicommentary.org/2014/03/muslims-we-can-do-business-with-china-welcomes-arab-trade-in-its-hui-muslim-heartland/

For three years running, the China-Arab Economic Forum held its annual gatherings in Yingchuan,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in Northwest China — a region with the third smallest GDP in China.

The meetings, held in this “Muslim heartland,” attracted 18 national leaders, including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195 ministerial officials, and 93 diplomats from 76 countries — and resulted in trade contracts worth about $42 billion (RMB 254 billion). Five thousand foreign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3,000 businesspeople from China and abroad participated in these forums held in 2010, 2011, and 2012.

Last Fall the forum, renamed the China-Arab States Expo, resulted in more than $42 billion (RMB 259 billion) in contracts— surpassing in one year the combined value of contracts signed at the previous three China-Arab forums.

The contracts, signed by a mix of private companies and state interests on both sides, were for agriculture, energy and new technology,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tourism, halal food, and finance.

Organiz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the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CPIT), and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regional gathering to one of national relevance, significance and scale, indicates a joint effort to improve trade with Arab and Muslim countries aimed at “sustaining friendship, deepening cooperation, and joint developmen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iplomacy has a demonstrated history in China that dates back to the well-known ancient tribute system.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put a concentrated effort into strengthening relationships –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 with Arab and Muslim countries.

ChinaArabStatesExpoBannerThere were 22 Arab and 57 Muslim-majority countries targeted by organizers of the 2013 China-Arab States Expo. And many of them came;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Jordan, Bahrain, Kuwait,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67 other countries. The size of the Kuwaiti delegation was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in that it alone had an exhibition area of about 1000 square meters. Also of note, the expo wasn’t male-centere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Sino-Arab trade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2013 topped $194.9 billion. Although the expo’s precise contribution to overall Sino-Arab trade is unclear, the numbers (more than $42 billion) are strikingly significant given the small and resource-poor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While trade opportunities at the expo may have centered on Ningxia, representatives and business people from other Chinese regions also attended these gatherings for the chance to make Arab and local business contacts.

In addition to generating an increased volume of trade, these trade fairs have also become a potential platform for increase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hina’s No. 3 national leader Yu Zhengsheng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t the expo’s opening ceremony, called for an “increase in mutual political trust and strategic consultation.”

A Bloody Histor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location for the economic expo is of major significance. Ningxia had been a battlefield between the Hui and Han peoples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up to 1970s. Ningxia Hui Muslims were slaughtered at Jahirriyya center of Jinjipu by ZuoZongtang’s forces in the 1870s. This historical, religious, and ethnic hatred was reinforced in 1960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Three decades after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of its coastal regions in the ‘80s, China has now begun to see the “usefulness” of the interior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nd it’s Hui Muslim population (they constitute about 34%) that,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had been perceived as economically backward compared to the coastal regions.

With this new expo and other initiatives, China is using the Hui connection to reach out to Arab and Muslim states. And, this has benefited Ningxia Muslims who are now engaged in trade with Arab and Muslim countries on a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

Keeping in mind the historically blood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Muslims and the Chinese stat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is new kind of economic outreach facilitated by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ies could mean closer relations and a new and deeper level of trust between Hui Muslims and the Chinese state. This is no small feat.

There exists both a pattern in China’s thinking about the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its Muslim citizens, and a history of using its Muslims for political gain when necessar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s in 1930s, China deployed Muslim intellectuals and diplomats to gain Arab and Islamic support for China’s resistance war. (Is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In recent years,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 and Hui Muslims have gotten closer a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ave deteriorated.)

The Chinese state’s perception and treatment of Hui Muslims serves another curious purpose. It’s the kind of “positive capital” that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China’s relations with its Muslim Uyghur citizens in the neighboring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e histor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populations:

• The Hui are not tied to a single region and, unlike in Xinjiang, there is no history of separatist movements desiring a more independent Ningxia.

• Regional leaders in Ningxia (both Hui and Han) are more open-minded, politically enlightened, and less obsessed with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ampaign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Xinjiang. In general, Ningxia leaders are less obsessed with “fighting terrorism” and have better communications and connections with Beijing.

• The Hui are more culturally and racially tied to the Chinese. They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see that as a way of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Islam in the Chinese nation.

• The Uyghurs had two short-lived independent states, East Turkistan Republics respectively in 1930s and 1940s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Xinjiang, which Xinjiang officials constantly perceive as precedent for today’s Uyghur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While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for China-Hui relations in Ningxia, China-Uyghur relations have precipitously deteriorated into tension, hostility, and violence on both sides.

The forums in Ningxia have showcased and promoted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its Muslims, while China’s government in Xinjiang has attempted to de-Islamicize Uyghur Muslims there through restriction of Islamic practices — in hopes of containing and even eliminating Uyghur Muslim connections with their Central Asian neighbors.

Another trade initiative — the annual China-Eurasia Expo — was launched in Urumqi in Xinjiang in 2011 as an attempt to increase trade with China’s western neighbors in Central Asia, but organizers in this case downplayed the role of Xinjiang’s Turkic/Islam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ies with the region. This trade fair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Xinjiang government and Xinjiang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Corps.

Given the tension and hostility between the Uyghurs and Xinjiang authoritie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nti-Three (Evil) Forces” campaign (“separatism,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Uyghurs have found it difficult to participate in this government-organized trade fair. They are not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probably out of China’s fear that they (the Uyghurs) will build closer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n Turkic states. Instead China has focused on encouraging the Han (ethnic Chinese) to engage in China-Central Asia communication.

As Ningxia’s utilization of Islam indicates, trade is not merely an exchange of goods, but also a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and emotion. China seems not to have considered that Uyghur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a-Eurasia Expo would enrich the Uyhur community and greatly contribute to the proje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as well as cultural, power in Central Asia.

Chinese officials should re-examine the Ningxia business model, which was endorsed by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ironically, initiated by a Ningxia government previously suspicious of Islam and Muslims. The success of the China-Arab States Expo proves that cultural tolerance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can be interconnected. And that, in the end, Islam turned out to be a selling point.

Ningxia and Xinjiang, Eurasian stops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should both be tied to the country’s strategic pla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is historic trading route. (a long-range project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mally announced during his visit to Kazakhstan in early September 2013).

China is also promoting another project — the Trans-Asian Railway, or Eurasian Land Bridge, that would strengthen China’s economic ties with the West by connecting Asia and Central Asia with Europe.

What is lacking in both these initiatives, and China’s broader business strategy, is an acknowledgement by China that there could be positive benefits to come out of the Uyghurs’ historical, ethn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onnections with Central Asia and their religious connections with the broader Muslim world. And that the Uyghurs could be seen as a sourc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s opposed to instability.

China’s No. 3 national leader Yu Zhengsheng said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lies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Central Asia, Africa, and Europe, and that it sh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ino-Arab cooperation.

If the China-Arab Expo can bridg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and Muslim countries it does business with, and achieve prosperity for all, then there’s no reason to exclude Uyghur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a-Eurasia Expo, Silk Road project, and China’s broader economic outreach to Muslim countries.

It can only increase China’s prosperity and improve China’s relations with Uyghur Muslims as well as the Muslim World

Posted: 2014年03月12日 in Original Thoughts

Is the existence of Uyghur Muslims under threat in China?http://islamicommentary.org/2014/03/watch-is-the-existence-of-uyghur-muslims-under-threat-in-china/

Analysis: Is the existence of Uyghur Muslims under threat in China? March 10, 2014 (Part 1) A knife attack by 8 assailants left 29 dead at a train station in South West China last month. It is an event that is likely to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Uighur Muslim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lamed the terror attack on Uihgur separatists from the Xianjing region.

This may pave the way for even greater restrictions on the Uighur population. They are already routinely subjected to strict security checks. The arrest of prominent academic Ilham Tohti last month under charges of fomenting separatism has been condem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o what is behind the repressive ac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re the Uighur’s really a threat to Chinese state security?

Here to discuss this is host John Rees, and in the studio is Enver Tohti Bugda, Independent Researcher, Rod Wye, Associate Fellow, Asia Programme, Chatham House and on Skype is Nicholas Bequelin, Senior researcher, from Human Rights Watch.

Welcome back to Analysis segment two, w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latest measures taken against Uighur Muslim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tests and riots in China’s autonomous Xianji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have shown the growing discontent of native Uighur Muslims.

Migration into North Western region, coupled with increasingly repressive policies against Uighurs, has meant that they are now a declining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So are we see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Uighur Muslims in China?

Host is John Rees. Studio guests are Enver Tohti Bugda, Independent Researcher, Rod Wye, Associate Fellow, Asia Programme, Chatham House. Via Skype is Dr. Haiyun M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S.

Xinjiang, Beijing, and the Uyghurs

Posted: 2014年03月11日 in Other authors

Discussion on China-Uyghur relations on a British TV Channel with Prof. Haiyun Ma and other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xUVdY_2mM8&feature=youtu.be

维吾尔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

健康、居住及其他人权状况报告

——以北京市的流动维吾尔族为例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0年4月

健康、居住及其他人权状况报告

——以北京市的流动维吾尔族为例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0年4月

著作权提示

您可以自由分享本报告,惟需遵照下列条件:

姓名标示─非商业性─禁止改作。

目 录

前 言 4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7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7

(二)受教育水平低 8

(三)居住条件差 8

(四)人员流动性大 8

(五)健康状况堪忧 8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9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10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10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10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11

(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12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14

(一)艾滋病的威胁 14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5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15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16

(一)语言障碍 16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17

(三)宗教礼拜 17

(四)就业 18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18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9

五、政策建议 20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20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20

(三)促进媒体改造 21

附一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22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22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26

前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1]然而,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和宣言性的,在具体规定上远远没有实现宪法应具有的,对人的生存权、自由权、人的尊严和诉权等权利[2]的保障。除宪法而外,中国对于民族问题还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的诸多法律文件进行规制。然而法律的良好规定却没有在实际上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现有民族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城乡二元分割和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的加剧,很多少数民族地方的发展被边缘化,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发展已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来到城市。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原因,他们大多聚居在一起形成城市中小的聚落,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聚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些小的聚落和其可能对城市造成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首先需要在此报告中给与澄清的:

■ 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家待着,而要到城市来?

➢ 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即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走在街上,你不会去考虑他是否是外地人,或者他为什么要来城市。每个人来到城市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况且,当来到城市的理由是为了生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 他们有的会从事犯罪活动?

➢ 以在北京的新疆聚落为例,从媒体报道来看,确实有盗窃、吸毒甚至贩卖毒品的案例发生。[3]对于违法犯罪活动,任何公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少数人的犯罪事实并不能说明所有人的情况,而且也不能因为个别案例案例而对整个聚落和民族以污名化。更何况,很多从事盗窃、贩卖毒品的青少年都是被拐骗或胁迫而来到城市的。而且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也进一步证明:犯罪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变迁、社会发展断裂以及人们生活的变迁是有着极大关系的,并非某个人天生就有犯罪的基因。[4]

■ 为什么要关注他们的权利?为什么要给与他们保障?

➢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5]第六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 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第十一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著和住房 ,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第十三条一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份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公约》[6]第二条一指出:缔约国谴责种族歧视并承诺立即以一切适当方法实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与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的政策,又为此目的:(子)缔约国承诺不对人、人群或机关实施种族歧视行为或习例,并确保所有全国性及地方性的公共当局及公共机关均遵守此项义务行事;(丑)缔约国承诺对任何人或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不予提倡、维护或赞助;(寅)缔约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政府及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政策加以检查,并对任何法律规章足以造成或持续不论存在于何地的种族歧视者,予以修正、废止或宣告无效;(卯)缔约国应以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依情况需要制定法律,禁止并终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所施行的种族歧视;(辰)缔约国承诺于适当情形下鼓励种族混合主义的多种族组织与运动,以及其他消除种族璧垒的方法,并劝阻有加深种族分野趋向的任何事物。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保护人民健康。

➢ 若从处境来看,现在在北京的很多维族群众是有着语言障碍、租不到房子居住、就业受冷遇、社群健康受到极大威胁的一个群体。如果缺乏必要的权利救济和保障措施,或许他们将进一步陷入由生存、违法、健康受损以及被排斥等因素合力营造的怪圈中。这既不利于不同民族间友好的交往,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一、北京流动维吾尔人群的基本情况

在整个维吾尔族人口中,城镇人口有163.31万人,占总人口的19.44%;乡村人口676.63万人,占总人口的80.56%。[7]加之很多地方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造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同时贫困现象日益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维吾尔群众来到北京、上海及其他内地城市。维吾尔人到内地刚开始主要经营餐饮业,之后内地很多省市相继出现了不少维吾尔商人人经营的餐厅,羊肉串摊位,在内地很多省市经营水果,布料,毛皮,棉花生意的维吾尔商人也不少。现如今内地经商,开办自己的企业(主要经营餐饮,新疆土特产,毛皮,国际国内贸易等等)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据了解光是在北京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不少于50多家。[8]另外,还有部分人从事盗窃、零星贩毒等违法活动。

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因素,维吾尔人在北京主要是同一民族的群众聚居在一起。早期主要居住在魏公村一带,后来由于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维吾尔人在政府干预之下先后聚居于甘家口、西客站、大兴等地,居住也呈现出日益分散的特点。

总的来说,在京的维吾尔人有以下特点存在:

(一)文化适应的问题

1.从维族聚居区来到汉族聚居区,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导致交流中的隔阂和心理压力;[9]

2.在汉族社区,与伊斯兰教信仰密切关联的生活习俗的进行有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当礼拜与工作时间相冲突以及场所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更是如此

3.维族人与汉人间缺乏沟通、交流并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歧视。维吾尔族与汉族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哪怕是在饭馆里,也很少能够看到汉族人的身影。在和一些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当地人对于维吾尔族的看法,很多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维吾尔族,将他们与小偷划上等号,认为他们野蛮、不讲道理。而所有这些做出这些评论的人,没有一个真正与哪怕一个维吾尔族人交流过;而在另一方面,维吾尔族人对于主流社会这种看法也相当的不满意,尤其是汉人对他们普遍存在歧视。

(二)受教育水平低

受教育程度低是维吾尔人群的普遍共性。这一特点影响制约着这类人群的生活状态。我们了解到社群中没上过学的大有人在,大部分人小学未毕业,仅有一小部分人员只完成了小学学业、极个别的人有大中专学历。很多人不会说汉语、听不懂汉语,大部分人甚至连维吾尔语也不会写、更是看不懂维文。

(三)居住条件差

目前京区处于社会较为边缘的维吾尔人口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他们零星聚集在京周边区域,每一小点聚集人数不一,有二三十人聚集的、有六七十人聚集的。选择这些较偏的地方,一是因为房租相对市中便宜,二是就目前新疆人租房困难,在这些偏远城郊地区,他们租房困难的情况稍有缓解。筒子楼、平房,居住房租大都破旧、室内空间较小。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加上租房困难,更多的人都是相近的几个朋友、或者一家亲戚好几个人,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四)人员流动性大

2008年奥运前,北京加大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酒店、旅馆限制“新疆人”入住,以前给租房的房东们拒绝再继续为这些维吾尔人租房;加上警方对吸毒人员及贩卖毒品人员的严厉抓捕;等这些原因,在城市较繁华区域很难见到这些成片的维吾尔人。他们大多流向内地其他大城市谋生,剩余的这些人逐渐远离市中,搬到郊区等偏远区域。

(五)健康状况堪忧

很多维族流动人口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另一部分人,自己不吸毒,但因为家属中有成瘾者,不得不靠贩卖毒品,获得毒资及金钱,来养家活口,这类人中女性居多,也有部分未成年儿童。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

(六)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问题突出

前几年,内地出现很多新疆维吾尔未成年青少年、儿童等,在街道扒窃、成为职业小偷。而且这些儿童和青少年很多都是被诱骗到北京等城市,然后被强迫从事盗窃等违法活动。现如今,这些当年的孩子已经成人,大都20岁左右。他们成为一批年轻的吸毒、贩毒人员,偶尔仍在进行偷窃。

二、在居住问题上的困境

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因为民族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等诸方面与汉人间的差异使他们不能很好地和汉人形成有效沟通。同时,社会舆论的偏见和歧视往往会加深租房人对维吾尔人的刻板影响和歧视;再加之城中村的大规模拆迁和改造运动不断发生,使得大部分流动维族居民无房可租住,或者说即是有房子可租他们也很难租到。与此同时,很多旅店宾馆拒绝向维吾尔人提供旅店服务,居住的问题同样影响住店的维吾尔人。因此,居住地问题已然成为2009年维吾尔社群民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

(一)居住条件恶劣及其对社会治安和社群健康的影响

据美国学者Kalk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进步时代”,政府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廉租房,但即使这样,也未能很好的解决因住房不稳定而产生的治安和公共卫生问题。廉租房屋内恶劣的居住和卫生条件,加之过分拥挤,使之成为治安、犯罪等社会问题的集中区域。而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则是疾病流行的温床。例如,1899年纽约某一个街区居住了3 688人,其中241人患有肺结核,平均每1 000人中有超过1 /4的人死于肺结核。疾病的流行自然不会局限于贫困社区,必将威胁到整个城市。上流社会在将疾病流行归咎于居住在廉租社区的贫民的同时,也不得不关注城市贫穷群体的住房问题。[10]

以此为鉴,对于流动的维吾尔人,一味的高压和通过政府行为的排斥[11]可能对于社会治安稳定以及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只会适得其反。

(二)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1:很难租到房子

维吾尔人由于文化上与汉人社群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很难融入到汉人社群中,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很多会以小聚居的形式居住在一起。

然而,由于很多原因的存在,他们很难租到房子。据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维族项目官员提供的走访记录显示,至少有以下原因影响到维族人租住住房时候的境况:

✓ 文化差异的原因:有社群人士表示,他们不是不想把房子租给维吾尔人,是怕有些人爱热闹,晚上打扰他们休息,还有由于语言的障碍,很难交流,生活习惯不一样。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借口。因为就现在维族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大兴区的社区来看,大多是城郊的低矮平房区,很少有汉人、房东在此居住。居住的除了维族人外基本都是租住的外地人。

✓ 刻板印象:由于部分维吾尔人有过违法乱纪的事实,部分维吾尔人是警察的执法对象,警察时常来监督社区的治安情况,也经常询问部分维吾尔人的身份情况。于是给社群群众造成了“维族人都是坏人”的刻板印象。

——结合前边的论述,维族社群里边确实有一部分人有过违法犯罪的记录,但是这不能代表所有人都是“坏人”。

✓ 政府(公安部门)“打招呼”:由于“七五事件”等事件的爆发,使得各地公安机关把维族人视为维稳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也正因为此,很多地方层面的公安机关直接对维族人进入本地、本社区持“不欢迎”的态度。于是,他们会找到房东,交代不能把房子租给维族人。从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访谈记录来看,有很多房东都被当地公安“交代”过,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把房子租给维族人。

——以维稳为理由,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对维族群众进行排斥和拒绝本身即是对法律规定的违反。交易自愿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政府对公民间正常的合同关系进行非法干预不仅超越职权,而且还烙上了严重的民族歧视的烙印。

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的调查显示,大兴区流动维吾尔人现在有100多人,60%以上的人没有租到房子。因为没有固定住所,其中有些住在了网吧、桑拿、宾馆等高消费场所。

(三)维吾尔人的现实困境2:在北京无法入住旅店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北京市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宣武区20家宾馆及招待所进行了调查。在这些宾馆中,只有8家宾馆表示可以接纳新疆维吾尔人入住,也就是说,不允许的比例达到了60%。而且,在这些说可以入住的宾馆中,只有某五星级大酒店的服务员不带丝毫犹豫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其他的都做了认真的考虑。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很多说可以入住的宾馆都要求新疆维吾尔族友人做好被查的准备。拒绝的主要原因也大多是因为有“上级的指示”。

京城宾馆/旅店对维吾尔族人群入住态度调查表

宾馆编号

能否入住

原因

1

原因:因为是新疆人,所以不能入住。以前“上面”说过不让住,所以不能。

态度较好,表示如果用汉族的身份证注册就可以。

2

原因:不作说明。

这是一件很便宜的旅店,每张床位只要15元。态度上比较生硬。

3

4

原因:“上面”有规定。态度:很好

5

可以住,但必须去派出所登记;是国营的,有规定

6

7

8

态度很好,但是不让入住,原因:派出所通知的。

9

最近查得很紧,不能接收,如果接受的话,有关门的危险。

10

现在每天都要报表,查得很紧,新疆的汉族可以入住。

11

没有扫描仪。新疆人必须去指定宾馆

12

住了就有人查,很麻烦

13

只要警察来检查是没问题就行。住起来很麻烦。

14

没房间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家回族的宾馆

15

不能接收,建议最好去喀什办事处或者新疆办事处。这也是一家回族宾馆

16

但是明确表示:警察一定会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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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最近查得很严,不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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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1500元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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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居住领域的歧视和排斥问题的法律分析

2002年11月27日国家民委、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出的《关于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行为的通知》中指出:“内地极少数城市的宾馆、饭店、旅店拒绝新疆籍人员,尤其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员入住。这种做法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损害了民族团结,侵害了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引起部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同时指出:“请你们[12]接此通知后,对本地区各宾馆、饭店、旅店负责人和员工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及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坚持纠正极少数宾馆、饭店、旅店拒绝少数民族人员或某地居民入住的行为。只要入住的人员具备有效身份证件,遵守有关规章制度,都要一视同仁,给予热情接待,并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尽可能提供生活方便,不能因其民族成份、居住地区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近期维护藏区稳定和加强反恐怖工作中,有少数单位在工作中发生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有的机场在安检保卫工作中以民族作为划分对象,有的出租车、宾馆、商店等出现拒载、拒住、拒卖等侵害少数民族群众正当权益的现象,这些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单位,但是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损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纠正,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同时指出:“各类宾馆、商店、餐饮等单位不得拒绝少数民族群众入住、购物、饮食;各类交通工具经营者不得拒载少数民族群众。”

从以上规定都可以看出,租房者和旅店拒绝维族群众入住本质上都是违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违背。

三、边缘化与维吾尔流动人群的健康危机

在北京的维族社群中,很多人员都没有正当工作、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毒品使用人员,以贩养吸成为他们直接获得自己所需毒品的来源和生活经济来源。毒品使用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在维族社群中,艾滋病传染率较高。艾滋病、结核、肝炎,成为这一人群人常见的病情。同时,由于居住条件恶劣,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也会在社群中时有爆发。

(一)艾滋病的威胁

1.社群中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流动维族成瘾者中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由于被感染时间长、流动性强、居住不稳定、生活极度贫困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处于发病期,但是由于地域限制,“四免一关怀”等政策难以惠及这一部分人群。部分艾滋病感染者由于缺乏有效的医疗支持,时有病死于街头的个例发生。

2.认知水平较低:很多人知道艾滋病在威胁的他们的生命,也知道目前为止没有可以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但是对于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抗病毒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很不清楚。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美沙酮替代治疗,也知道针具交换,但并不了解相关知识。谈及这些方面,他们会说,社群有人服用美沙酮突然死亡、甚至有人已经发疯,所以社区很多IDU人员不敢尝试服用此药。

3.政策因素及其对治疗可及性的影响:艾滋、结核等病人,获得抗病毒药物及治疗受限。相关政策规定,使这些病人无法在京获得药物,必须在原籍卫生部门获得相应的药物。而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同时又为毒品使用人员,也是靠毒品交易为生,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和相关政策的了解,本身经济状况较差,生病无法及时接受治疗,获得抗病毒药物更是受地域和户籍限制。

4.减低危害措施很难惠及维族人群:一方面,很多社群人员因为没有固定住址,而无法办理暂住证,进而无法获得美沙酮维持治疗;另一方面,由于目标群体宗教和文化敏感性,对于艾滋病、性病、以及安全套等相关方面的内容比较排斥。提供给目标群体的安全套是一种被动接受方式发放的。

5.艾滋病与其他传染性疾病并发现象普遍:在维族社群中,因为艾滋病与结核双重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死于街头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抗病毒治疗,其他很多疾病与艾滋病同时并发的现象在社群中也很普遍。

(二)其他疾病的威胁

1. 其他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住房困难和居住环境的恶劣加剧了流感、呼吸道等传染性疾病在维族流动人员以及居住在社区、网吧、桑拿房等公共场所的人中的传播。根据爱知行研究所维族项目官员对社群走访调查发现:在冬天大部分社群人士都未能避免严冬流感问题,还有相当数量艾滋感染者及病人、结核病人、年纪较大切体弱多病的人士以及10多个儿童都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几乎所有的社群人士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流感等疾病。

2. 因社群文化差异、宗教思想影响等原因,在预防艾滋、性病的方面安全套的推广始终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大多数人没有普遍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对其也没有科学的认识。这直接导致维族社群中青年男女易患性病等疾病。

(三)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医疗的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13]第二十一条规定:“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建立民族医院、民族医药学研究机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学”。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类医院对少数民族患者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依照各自职责对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执行民族平等政策的情况进行检查。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要坚决予以纠正,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群面临的其他人权和法律问题

(一)语言障碍

●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六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并根据需要和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教学研究。

● 事实状况

-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社群人员在京卫生部门、疾控等地,进行检测咨询或者抗病毒药、美沙酮转接等问题时,都会遇见语言障碍。由于语言障碍,使得很多人很多后续问题无法跟进。比如:社群较集中的几个美沙酮门诊,社群人士即是解决户籍限制问题可以进行转介,但却因语言交流困难,无法跟进后续问题、以及平日的活动、知识的获得等等,出现服务中断等问题。

-在儿童受教育的情况下:在维吾尔居民居住较多的社区没有相应的维吾尔语言学校。面临使用全汉语学习的障碍。

(二)办理护照、暂住证等证照时候的不便状况

● 中国的法律规定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履行发放许可证书、开展执法检查、实施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等职责中,尤其是在车站、机场、码头、出入境等安全检查中,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不得有影响民族关系的言行,一经发现违法情况,要立即纠正,严肃查处。

● 事实状况

几乎所有该社区人士都没有办法办理暂住证,有些人遭到拒绝的原因:新疆人不予办理暂住证。并且还有一部分在京从事汽车、商品交易的生意人因没有暂住证,生意相关手续及证件都受到限制,遇到严重困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 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如果没有暂住证,流动人口将不能租房,不能报考。甚至有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暂扣身份证。[14]同时,在七五事件后,很多新疆籍公民在办理护照、办理工商执照等方面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三)宗教礼拜

● 法律规定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改革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第二十六条规定:少数民族职工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假,并照发工资。

● 实施状况

据社群人士介绍:在劳教所、强制戒毒所等地方,应该考虑穆斯林饮食的照顾政策。具体来看,清真食品供应的标准不应只是有无猪肉,而应该建立专门的穆斯林餐饮场所。在关押期间的监管场所,应尊重少数民族的礼拜仪式,提供礼拜基本条件。

(四)就业

●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二十八条规定:各民族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

2008年5月国办发〔2008〕33号文件:《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生产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有关保障民族平等的规定,在招收员工时,不得歧视少数民族群众

● 事实状况

-绝大多数的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找工作的时候都会被拒绝;

-很多从事个体工商的流动人口会被所在区域的城管或者公安等要求“不允许在该区域买东西”“到别的区去卖”等等。

(五)儿童受教育问题

●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十八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置接收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少年的学校(班)。

● 事实状况

在北京郊区某维族人聚居地社区,大约有10多个幼龄儿童,其中也有部分儿童达到入学年龄。但因为入学条件高、家长无法承担高额的费用,以及部分儿童因为“新疆人”的身份无法正常获得入学接受教育的权利。

(六)“重大活动”前经常被排斥的事实

1.在08北京奥运之前,很多维吾尔人会被“便衣”监控;

2.在重大活动之前如果维吾尔人乘坐飞机,对其的安检会比其他民族群众要复杂;

3.在“重大活动”之前,社会工作志愿者到社群做工作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

4.一些开展针对维吾尔人健康的社会组织的工作场所在“重大活动”之前经常有政府工作人员到工作场所了解情况;

5.据社群人员介绍,世博会即将到来,很多上海的维族群众被要求离开上海。

五、政策建议

(一)消除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政治恐惧

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无益于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然而,我们也清晰地发现,很多污名化和歧视除了根源于不良社会舆论外,更根源于公职部门对维吾尔群众在很多场合的过于“特殊化对待”,比如上文提到的:间接性的禁止居留、排斥就业以及“重大活动”前的排斥行动。因此,污名化的消除必须从公职部门开始,从公职部门开始树立民族平等的工作作风和社会风气。在此基础上消除针对维吾尔群众的政治恐惧,重新认识到社会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维吾尔群众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是社会多元和谐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扶持少数民族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少数民族群众在本民族社群中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二)切实保障维吾尔群众的平等权利

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中国各民族公民广泛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平等权利。诸如:各民族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各民族公民都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劳动、休息和丧失劳动能力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各民族公民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等等。[15]

在维吾尔群众被严重边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要保障实质平等能够惠及每一个维吾尔同胞,就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能够保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切实地落实国家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为此,须对国家各级处理民族事务的机关进行必要的工作评估并建立相关机制保证各级机关能够更为积极地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

(三)促进媒体改造

为了有效促进媒体的客观公正报道,通过媒体消除社会舆论中对维吾尔群众的污名化和歧视,必须自上而下的实现媒体在此领域的改造。台湾人权促进会在谈到媒体改造问题时指出:新闻报导应该秉持客观、中立、专业的原则:不报导未经证实的消息。不使用具歧视性或情绪性的字眼。新闻报导不应商业化、广告化;不应沦为政治人物或政党的代言工具。[16]

为了在有关维吾尔人的报道中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加强独立的媒体观察和媒体评估工作;政府应该支持学界对媒体的观察研究,提出消除媒体歧视的对策;在民族院校建立少数民族群体新闻研究的项目。编写媒体培训手册。

附一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简介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在全球基金第四轮北京地区、全球基金第六轮昆明地区、米索尔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长期在内地开展维吾尔流动人口社群中开展健康教育项目工作。

该目旨在帮助中国各个城市生活的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关于健康的教育,包括艾滋病及防治基本知识、毒品预防教育、减低伤害、肝炎防治、结核病防治等;帮助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特别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免费的医疗和检测服务、吸毒者获得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等;帮助维吾尔人更好的溶入随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中国人更好的认识维吾尔人的生活和健康危机等。

内地维吾尔流动人口健康教育项目2009年以来,针对内地维尔族社群,采用同伴教育方式,通过社会学、预防医学、法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角度开展健康教育、法律援助、艾滋病转介与检测、美沙酮社区转介、基本人权建设与推动、心理支持与辅导、感染者关怀与救治等综合服务。

附二 新闻稿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获《南风窗》杂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年度组织奖

颁奖辞:该项目旨在帮助在京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摆在该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扭结的族群矛盾,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解决。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和谐族群的一盏微光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12月7日的一次外展工作,25岁的维族小伙艾克被弄得有点狼狈,从中不难看出,“底层关怀”理念要被付诸实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试图抚平族群问题的时候。

愤怒的房子

在大兴一个维、汉民聚居区,艾克试图说服一些汉民房主将房子租给维民居住,屡屡吃了闭门羹。

“我们又不是狼!你不用赶我,我不到你房子里去,”40来岁的维族女士美丽开难掩激动,声音颤抖着,“房子是你的,不是我们的。我要是干了坏事,你可以把我赶出去……你给,我们就住,不给,我们就不住。又不是小工,又不是狼,你叫我们走走走,啥意思啊?”

艾克带她去看了一所比较整洁的单间屋子,房主儿子本来在电话里一口答应可以出租给新疆人,但房主本人态度决绝,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咣”一声将门锁上,闪身躲避。

这个聚居区里,聚集了100多名新疆人。在今年10月之前,他们全部租不到房子,天一擦黑,就钻入网吧、浴池等公共场所呆上一晚。两个月前,艾克他们进入这里,帮忙找房子,一家一家敲门进去和房主沟通。就这样,好不容易解决了30多人的居住问题。艾克算了一下,30多人一帮一,就可以安置下60多人。

12月7日中午,一位房东找到艾克,投诉刚搬进去一周的维族房客。艾克这才知道,自己介绍进去的原房客未经允许私下将房子转租易手,现在里面住着一个腿脚有问题的年轻维吾尔人,语言不通。住进去之后,又招来三四个维族男子同宿。一群人不讲卫生,并且深更半夜在院里劈柴,把房东吓坏了,一边诉说一边落泪。

艾克勃然大怒,把几个蓬头垢面的维族男子全部轰了出来,一边提出增加租金,另找一对维族夫妇接替,一边赔不是宽慰房东,“嫂子,你别哭,有问题了,不值得为他们掉眼泪。我们穆斯林讲究干净整洁、真善美,我们也痛恨这样的人。”

艾克不是房屋中介,而是在京维吾尔人项目的工作人员。这个项目,由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设立,负责人是防治艾滋病社会活动人士万延海。项目旨在帮助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两项主要的目标,是要使艾滋病感染者获得免费医疗、检测服务,并帮助吸毒者得到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

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这类工作有其艰巨性。在大兴那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维、汉民关系一目了然。这些流离失所的维民,如能安顿下来,维吾尔人项目将能对他们进行相应教育和干预,比如美沙酮和一些免费检测,根据当局的规定,只有固定居所并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可得到。这些事务,就都落在了艾克等人身上。

“有时候一天见30个房东,谈成的只有一两个。”艾克说。更不顺利的时候,见了70个房东,一个也不成,连交谈机会都没有,就被轰了出来。还要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外人对维吾尔人的负面印象。

“这两个月搞得太累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艾克,把找到房子看作是一项挑战,“每次能帮助一个人住进房子,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底层的维族人,过着近似游牧一样的城市生活。早前,北京曾出现过魏公村、甘家口等维吾尔族聚居地,两地先后被驱散了,他们就向更为僻远的大兴集中。这些人当中,有摆小摊儿的、有开小餐馆的、也有做新疆土特产贩卖生意的。美丽开原来就在甘家口开餐厅,现在变得不再富有,一身疾病,连个居所都不稳定。“北京的人,就是不理解我们……”

在大兴聚居区的维民中,有五六位艾滋病感染者。早些时候,一位感染者去世,直接影响到那一地点的其他维吾尔人。房东陆续解除了租房合同,这种恐慌最终演变成各种误解,将新疆人推向更为边缘化的境地。有些严重的病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回到新疆去。

项目办为此发出严厉警告,“在京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健康、公共卫生等问题已经非常严峻,限制和排斥该群体的最基本生存和居住权利,是不应该的。”

突发事态

2006年,有人建议万延海到北京西站地区的维吾尔人聚居区看一看。当时他了解到,那些地点注射用针头遍地,连小孩儿都在玩针头。随后,他们向全球基金和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申请资助,设立了维吾尔人项目。这两个组织,都有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健康干预专项资助。

“也挺害怕的,因为完全陌生,不了解,”万延海说,“能躲的也想躲。我们的更多精力,是做能做的、熟悉的和安全的事情。”

维族项目已经在北京和昆明两地开展工作,他们从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高校招募维族学生担当志愿者,并将这些人派往各个维族流动人口聚集场所,通过联谊、咨询和培训等外展工作,向维吾尔群体提供健康教育和医疗转介服务(免费检测、清洁注射器交换、美沙酮治疗等),也通过与官方进行沟通和交涉,帮助他们取得某些基本的公民待遇。就项目本身来说,他们也会对维吾尔人进行一些物质帮扶,比如给予贫困者基本生活资助、协助无力承担丧葬费用的感染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等。

维吾尔项目原来有7个专职工作人员,都是高校毕业生,每月拿着1000多元生活补助,不长时间就陆续离开了。现在的3个维族青年,像艾克这样,有的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如果不遇到重大变故,工作进展还算顺利,但遇到一些重大节庆或事件,很多工作会陷于停顿。

“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艾孜提说,“社群里有各方面的需求。”

艾孜提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学生,早些时候,爱知行与一些高校社团建立过合作关系,也资助过中央民大的一些学生赴新疆支教。毕业了,她就向爱知行求取了这个职位,担任项目专职人员。但像找房子那样一波三折的工作,并非女孩子能够胜任,于是就都交给艾克一个人天天去跑。

维吾尔流动人口的不固定和周围环境的变动,给项目工作带来了难度。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社群志愿者,可能由于一些意外情况而从此失去联络,此时,社群联系就会出现断档,需要重新培养。他们所关怀的,始终是不断切换着的陌生面孔。

“我们不能保证永远做下去。对于政府来说,我们做的也许是多余的工作,本来这就是他们管的事情,”艾孜提的同事、南京大学毕业的女孩热依莱说,“如果政府尽职尽责,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了。”

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加剧了维吾尔人的民族污名化和社会歧视处境。如果没有专门针对维族流动人口的第三方帮扶力量出现,这些维吾尔流动人口,只怕真会成为美丽开所说的那样,是“睁着眼睛的瞎子”。相应地,对艾克们的到来,他们寄予了过于沉重的期望,有些事情,完全是艾克等人力所不能及的。

这个地点据称已经写入政府的规划,最迟在明年春天就会夷为平地,居民们需要迁离,而那些没有房子的维吾尔人,又要走上一条未知之路。在此之前,这个始终被排斥在主流视线之外的社会,将一直保持着它的本来面貌。

12月7日午后,聚居区内冒出一个四处找白粉的汉民男子。这个瘸着一条腿、口齿不清的男人,在扫完一条街后,一无所获。接着进到一家维民开的小卖部里。当时艾克正和店主夫妇交谈。听说要找白粉,店主和艾克同时厉声警告此人离开。“赶快出去,别影响人家做生意,”艾克说完,转而向本刊记者叹气,“这又要引起误解了。”

傍晚时分,聚居区里还发生了一起维、汉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一群汉民举着棍棒和长长的大砍刀,把手里端着一把菜刀的一个维族男子逼进胡同里。人越聚越多,对峙一阵后,又各自散开了。这功夫,艾克大声喝斥了一些维吾尔人,一位妇女和他申辩了几句,艾克挥挥手,示意她赶紧离开。

这件事情让一直小心翼翼处理社群事务的艾克感到忧虑。冲突可能激化矛盾,加深误解,使他们的帮扶工作前功尽弃,维吾尔人将更难从汉人那儿租到房子住。但他又不无侥幸,觉得事情发生时正好天色已晚,事态也没有扩大到整个聚居区。

天黑了,奔忙了一天,艾克准备返回市里。那个被围攻的维族男子找来,向艾克说明刚才的冲突原委。他的脖颈处有两条被砍开的伤口,正在渗血,皮衣的左肩处,也被砍出两条长长的刀痕。艾克要求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去诊所包扎伤口,什么都别想。他答应明天过来再协调此事。一路上,他为两个月以来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局面被打破而遗憾。

摆在维吾尔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纠结的族群矛盾,他们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求解这个难题,绕不开,也回避不了。这决定了项目本身——一盏点了3年的微光,能否变得更明亮一些。

附三 给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信:关于新疆籍维吾尔人在京居留、社会建设和卫生保健问题

马振川局长、先生:

我叫万延海,北京市民,在民间组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今天下午,2009年1月11日,在志愿者的陪同下,我访问了北京大兴一个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探访1名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发病的妇女。我们到达她家里的时候,她骨瘦如柴,非常痛苦地躺在床上,并询问我们如何可以戒毒和治疗艾滋病。我们答应第二天带她去医院看病。

不幸的是,今天晚上,传来消息,这个妇女已经去世。我对我们没有及时帮助这个妇女感到内疚。这是我们一周之内听到的第二个死去的新疆维吾尔族妇女。

我不仅为这个妇女感到难过,也为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很好对待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民感到不解。这个妇女死在并不缺医少药的北京城里,死亡的时候却并无医学照顾,我国政府提供给贫困艾滋病感染者的免费医疗政策并不覆盖这些流浪在我国各大城市边缘里的维吾尔族人民,而她们多半并不了解这个政策,也无法获得这项政策的照顾。

今天下午,就在我们访问这个地区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我们已经听说很多次的消息:公安部门召集该聚集地的出租房屋的居民,要求他们不得出租房屋给新疆人。

在过去的10年中,在北京这个城市,我们目睹了新疆人聚集点从当年的魏公村迁移到甘家口、西客站、万泉寺和现在的各个小聚集点。

我注意到,城市街头的新疆维吾尔人聚集区存在很多治安问题,非常头疼。但是,我坚持认为,处理新疆人聚集区里的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北京市政府包括公安部门首先需要尊重维吾尔人民的迁徙和居留的权利,而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随意驱赶,不能随意抓捕。相反,我建议,北京市政府部门可以投入专项经费,帮助处于城市边缘环境中的少数族裔发展,帮助他们获得暂住证,开展社会就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让儿童全部在北京市入学而不是现在的几乎全部失学,解释我国政府帮助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政策,提供降低毒品伤害的卫生服务,让维吾尔人民融入到首都这个城市里,感受到国家对人权和人民健康的关爱和责任。

我注意到我们这个城市对维吾尔人存在下列歧视,一些歧视明显来自北京市公安部门的执法行动:

1、旅店业普遍不接受新疆人(特别是维吾尔人)住店,有旅店2008年10月与我机构签署会议用旅店协议时明确说明指令来自公安部门,

2、私人房屋不出租给新疆人,

3、公安部门不给办理暂住证,

4、公安部门在打击毒品的名义,对维吾尔人聚集区的人民随意抓捕和驱赶,而不是依据法律和证据,

5、维吾尔人被渲染为首都政治稳定的威胁,虽然我们持续地关注到这个群体的不幸和遭受的伤害,包括在过去一周内死去的2个妇女艾滋病人,

6、儿童无法入学,

7、居无定所,生活条件非常简陋,

8、缺乏基本的卫生教育和卫生服务,对我国政府艾滋病关怀政策不了解,

9、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和关怀服务,

10、无法获得我国政府提供给吸毒者的美沙酮替代治疗服务,

11、缺乏安全的环境,不能持续和全面地获得清洁的针具,

12、缺乏政府政策和经济支持,志愿者和社会组织需要冒着极大风险,包括被警察抓捕和感染疾病。

鉴于上述情况,我强烈建议北京市政府特别是北京市公安局:

1、停止任何针对维吾尔人的不友好行动,帮助维尔人民在北京城里安局乐业,

2、出台政策和划拨资金,帮助维吾尔人社区发展,包括发展教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就业机会、发展医疗服务等,

3、紧急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在维吾尔人民中开展全面的健康教育,提供健康服务,

4、紧急划拨医疗救助经费,紧急安排医疗机构专门负责艾滋病感染者治疗和关怀,

5、对维吾尔人中的吸毒者,提供戒毒服务和降低伤害的服务,

6、动员学校接纳维吾尔族儿童入学,

7、对相关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出台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民族团结的政策。

万延海

2009年1月11日

抄送:

北京市政府市长信箱

北京市卫生局

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协会

卫生部

7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

[2] 马岭:《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秋季卷。

[3] 参见李罡:《去年以来受理涉毒案近千 北京连判四起贩毒大案》,载《北京青年报》2004年06月28日及其他相关报道。

[4] 参见[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5]《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由第二十一届联大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公约》于1976年1月3日生效。它是继《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国际人权宪章体系的第二个文件。《公约》包括序言及五个部分,共31条。它的序言以及关于人民自决权的内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是相同的。1997年10月27日,中国签署了《公约》。2001年3月27日,中国政府批准了该《公约》。同年6月27日,《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

[6] 中国政府于1981年12月29日交存加入书,1982年1月28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中国对该公约第22条,即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提出保留

[7] 《维吾尔族》http://www.seac.gov.cn/gjmw/ssmzx/2005-08-21/1176019928742725.htm

[8] 《应该正确认识维吾尔人到内地打工问题》http://uyghurum-blog.blog.163.com/blog/static/97739892200891324849217/?hasChannelAdminPriv=true

[9] 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

[10] 朱亚鹏:《美国“进步时代”的住房问题及其启示》,载:《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5期。

[11] 根据调查和社群人士讲述,他们之所以租不到房子和没法入住旅店,很多都是因为当地公安已经提前给社区和旅店打过招呼“不能租给维吾尔人”。

[12] 根据此通知精神,“你们”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宗)委(厅、局)、经贸委(商委、行业办)、公安厅(局)、旅游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13] 1993年8月29日国务院批准,1993年9月15日国家民委令第2号发布。

[1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7447248.html?fr=qrl&cid=204&index=1&fr2=query

[15]《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4/20/content_2854194.htm
[16]《各民間團體對媒體報導要求的人權原則闡述》http://blog.yam.com/citizenwatch/article/5199015